彈琴正如古人所說，無論外觀或內心皆須 “坐欲安，視欲專，意欲閑，神欲鮮”。
琴樂長時期是中國的文人藝術。儒道佛自魏晉後，逐漸成為中華文化中鼎足而立的支柱，有人稱之為三教。亦有人以為中國學術以儒道墨三家為宗，因為佛是外來文化。琴史中也有排斥佛教的琴人。但不管怎樣，儒道佛皆講人生修養，而墨家則沒有這一方面。而且，墨子非樂。若撇除墨家，中國傳統文化是重道輕器的。且不去研究這是否保守，若視琴樂作為修身養心之道，當然跟我們今天許多人以為藝術是炫耀人前的東西，又或只重琴器價格而不識琴樂內涵的人，不可同日而語。
古琴為修心之器
可能因為琴有修心的作用 ，或又因可做弘法之器的緣故，歷史上有許多著名的琴僧，至今仍能找到會彈琴、愛好琴道，或支持琴樂傳承的僧尼。筆者就是在志蓮凈苑，追隨着名琴家姚公白學琴。志蓮之開設古琴音樂課程，亦因尼師們的支持。
其實，文化造詣極高的出家人自古以來甚眾，例如唐的鑒真和尚、懷素和尚、明末清初的大畫家石濤，及近代的弘一大師等。而香港志蓮凈苑多年來亦致力傳揚中華文化，例如以佛典編成原創崑劇《未生怨》、《解怨記》及《無怨道》公演。這三劇亦以琴樂為序，由姚公白分別配撰以《蓮頌》、《梵音頌》和《無諍頌》。
由志蓮開設文化部、夜書院，到邀得公白老師留居凈苑，以及上述種種，可見佛門為求度眾，在文化上的兼容並蓄，亦隱見姚門琴與佛家確有其內因外緣。
且不說姚公白本人。先溯說其父——老一輩的大琴家姚丙炎，其師徐元白（亦是一位近代重要琴家，桃李滿門）的老師是大休和尚，這是眾所周知的事。然而，原來姚丙炎本人親炙的老師輩中，也有名僧。公白老師透露，其父的古琴老師中，除了大家都知道的汪建侯（也是大休和尚的琴弟子）、徐元白外，還有根如和尚、張味真，以及孫慕堂。
兩位古琴老師與佛門淵源深厚
姚公白早前寫過一篇《授人以漁——琴家徐元白與姚丙炎》的文章，以為徐元白對姚丙炎的琴學影響最大，第二大就是“西湖月會”；在參加“西湖月會”前，姚丙炎是閉門彈琴，“月會”令他結識了張味真、孫慕堂及根如和尚等眾多琴人，開闊了眼界。
張味真、孫慕堂都是浙江大名士。張味真追隨過著名的琴僧開霽和尚學琴。開霽和尚曾重刻《春草堂琴譜》，該譜本並附有他著述的《律呂圖說》。可惜《琴曲集成》（一套集歷代主要琴譜的琴譜集）刊出的，不是他所刻的版本。《春草堂》是一部重要的琴譜，所刊的絕大多數是當時流行的琴曲，也是當代琴家常用的一部譜本。
開霽和尚是根如和尚的古琴老師。1956年內地曾到處尋訪老琴家，收集琴譜，採錄演奏，就錄了根如和尚彈的《平沙落雁》與《漁歌》。不過，我們今天能聽到的“老八張”沒有根如和尚的錄音。開霽和尚的釋門琴弟子還有釋照空、釋傳修等。而釋大休也跟他過從甚密。由此可知，已知有釋門琴傳承的，除宋朝（琴史有載）及日本（下文會提及）外，近代也有。
至於開霽和尚的琴風，據張味真寫予姚丙炎的信函曾這樣描述：“閑靜疏脫，有山林氣”。
姚門琴風是否與其釋門方面的師父相合，現也許已難以考證，但其師承，確與佛門有着各種直接、間接的關係。
傳統文人講求全面
除琴學上的師承外，因如前所說，琴樂是人格修養的表現，而且傳統中國文人講圓滿全面的修養，不似今人可以只專門擅長某一門，便成家成派。傳統中國文人必須全面涉獵經史子集、詩書禮樂，因此，我們上一代琴人雅集是詩書畫琴操共冶一堂。
姚丙炎與馬一浮結緣，乃因書法而起。馬是近代國學大師，深信佛理，曾創辦“般若會”。他與很多高僧、信奉佛法的文人，過從甚密，例如香港人較知悉的弘一法師（李叔同）跟馬在佛教上的關係，仍能找到許多記述。
至於姚丙炎與馬一浮結緣，則因其父姚銘山。姚丙炎父母皆信佛茹素，與馬一浮有交往。姚丙炎父親曾把他寫的書法拿給馬一浮看，馬看後，着把姚帶來。姚公白說：“父親從此進了馬門。”
馬一浮也彈琴藏琴。馬一浮居住的“蔣莊”與昔日姚家在西湖湖濱的居處相近，馬一浮會請姚丙炎上絃並代購絃，姚家現手上仍有信函為證。
姚家原有數十封馬一浮的信函，可惜很多已被燒掉，現只餘四函。不過姚公白說：“馬一浮的著述，如《太和會語》、《宜山會語》等，家中全都有。還有他的講義。不過，我年輕時沒有心讀，心放在琴上的多。父親去世（1983年）後，才仔細讀，發現父親的許多說法，書上都有，只是聽父親講時影響小，自己讀時影響就較大。”
一代琴家的成長
姚公白出生於1948年，先後畢業於雲南楚雄師範學院數學系，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旅遊系。文革期間，他曾在雲南西雙版納下鄉，初時手上無琴，以桌劃線為琴撫弄，可見確是一名琴迷。不過，他跟弟弟姚公敬除能琴外，也能寫一手書法。“我的書法是跟父親學。”姚公白對筆者說。姚丙炎除了跟馬一浮學習國學外，也學書法，姚家現尚保存了一些馬一浮送贈的條屏和詩。
姚公白雖不茹素，但對佛理有所涉獵。他在教授琴樂概論與賞析時，曾屢次指出琴樂所重的是和靜清淡遠，融會了儒釋道思想，三者的音樂美學皆講求“和”，儒家的特色是“平和”、道家“淡和”，而佛家則是“瀞（注）和”。他以為儒道佛雖在中國並立，但仍以儒家的影響力最大，次是道家、佛家；然而三家都同樣重視心的修養，儒家重“仁愛之心”，道家是“天真之心”，而佛家追求“菩薩心”。
公白老師不獨琴彈得好，熟背如流的曲，數量相信於在世琴家中亦是表表者；此外，他對歷代琴論及詩詞方面的強記分析能力，更非我們後一輩所能及。可以想象，姚門家學在他身上的酵素作用。他說：“父親教，我也自己學。他讓我讀書。嵇康的《琴賦》，我二十多歲已讀完多遍。我那時也把《琴書大全》看完，讀完就能知道許多琴學知識。”
姚公白在志蓮授琴，頭兩年只講理論課：2009年是琴學概論，2010年是琴曲賞析。由第三年開始，他才正式教授實踐課，至今未輟。今春，他在教授操弄的同時，另開琴史課。他亦嘗試傳授打譜方法，這是徐元白對他父親的一種獨特授琴方式，也是姚門琴的重要基礎之一。但學生做不來，公白老師也不強求。
琴與佛清淨共融
琴與釋門的關係，是中國古琴歷史長流中的一部分。琴樂與佛法無論是從文化角度，或從個人修養修行的角度，從兩者在歷史上的關聯方面，又或從宗教的角度，都是值得探索的。琴樂法乎心靜神閒，佛說精勤於凈除煩惱，尋求自他救度。兩者有可共融之處，亦有不相同之處。以上的文章，主要是站在琴人或文化人的觀點，來反映琴與釋教的關係。如果站在佛法修行人的角度，筆者粗淺，除了琴樂、對琴的知識，及琴器供養諸佛有情等之外，若能以所學稍作有益佛法之用，實乃一種福分；然而，若說到修心，有一點是筆者經常有所警惕的。
《華嚴經》說：“戒是無上菩提本”，居士的八戒與沙彌的十戒，都有“不歌舞倡伎，不故往觀聽”之戒。關於“歌舞倡伎”的內容，《梵網經》與蕅益大師的《沙彌十戒威儀要錄》都有說到，彈“琴”亦包括其中，當然，“琴”在這裡應是琴類樂器的總稱，而非針對古琴。雖然居士八戒僅要求於六齋日做一日一夜的守持，但其中的意義，卻不容忽視，須終生謹記，細思慎行。按筆者的理解，佛說業報因果，若要解脫輪迴眾苦，首要是凈除煩惱，而貪執嗔怨無明皆煩惱之因，若以彈琴作為一種娛樂，無論是自娛娛他，都必須警惕愛欲之心過盛，又或對名利的追逐不捨，又或因互相比拼而起的嗔心等。
然而，釋門為何又有善琴及授琴的高僧呢？聖嚴法師在《戒律學綱要》有談到這問題：歌舞倡伎是世間法，出家人若尚未證入聖果聖位，要隨順世俗來廣度眾生只是空言；然而，登地以上的菩薩為度眾生，雖犯十惡亦可積下功德。他舉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》為例說，佛陀為度樂神善受健闥婆王，去天上親奏千絃琉璃箜篌。
凡夫怕入地獄，但高僧菩薩有“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”的菩薩心，豈是我輩可以比擬！
注 此一字見《說文解字》
